場景一 格子籠：「被囚禁的萬眾靈魂」
… 4、5隻被塞進一個莫約單張紐約時報大小的籠子。籠子的地板是鐵絲網構成，儘管鐵絲網並不適合母雞的腳，但這樣可以降低清潔成本。地板是傾斜，這讓母雞無法舒適的休息，但卻便於收集雞蛋。在這種情況下，母雞的所有自然本能都受到壓抑：無法充分展翅、自由行走、沙浴、抓地或築巢。母雞因無法發揮本能而沮喪，經常會…互啄對方致死。為防止這種情況出現，雛雞的嘴喙通常會被切除。– Peter Singer (1974:108)
籠飼在20世紀上半葉由美國養雞業者所開發，除便於集中管理與雞蛋的收取，還能藉高密度飼養降低成本。這種新型態雞舍設計結合了紫外線照明、配方飼料等其他所謂科學化飼養技術，其高效產出深受業者青睞，於是工廠化農場戰後在各地迅速發展，從此扭轉養雞業的經營結構[1]，也改寫雞隻的命運。從追求最大利潤的資本邏輯看來，工廠化農場中的蛋雞無疑是「極具效率的轉換機器」(Foer 2011:105)。經基因科技改造的母雞是被商業利益所「物化」的生命，在不見天日的大型養雞場中，扭曲成為「格子籠裏歇斯底里的幽靈」(Singer 1996:202)。
動物福利並不是全球禽畜產業僅有的爭議性問題。因應人類消費模式轉變所發展出專為肉品生產而培育和飼養的雞隻 – broiler chickens – 總量超過全球其他鳥類，不過一旦離開人類豢養卻無法自然生存，這意味著人類對地球生物圈帶來前所未有的重構(Bennett, et al. 2018)。在此同時，伴隨著高密度工業化飼養而來的是植被與土壤的破壞，而大量排泄物與廢水對水質的污染已是各項科學調查中不爭的事實(參閱Burkholder, et al. 2007 文獻回顧)，疾病傳播的可能性也大為提升(Pelletier and Tyedmers 2010)，對生態系統與人類健康產生重大衝擊(Weis 2013)。
事實上，長期以來這些全球禽畜產業蓬勃發展下被大規模外部化的環境成本，連同人類其他形形色色為追求指數性發展的種種經濟活動，已累積形成一股來自人為的強勁作用力。科學家認為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的人為碳排放將可能造成全球氣候在未來幾千年當中與自然條件下的狀態大相逕庭，為自然環境與物種生存帶來不可逆的轉變；其影響之鉅，讓科學家必須名之以「人類世」（the Anthroponece）來區隔出一個新的地質紀元(Davis 2008)。這標誌著一個以人類為主導的地質時代已然開始 – 未來殘存著工業化畜養痕跡的大量「雞骨化石」可能會是普遍存在於這個新地質時代的指標物(Bennett, et al. 2018)。更重要的是，這也宣示了人類此時此刻與其他物種所蒙受生存威脅並無二致(Chakrabarty 2009)。在科學家疾呼全球投入地球工程計畫（geo-engineering project）以處理氣候變遷效應(Crutzen 2002)的同時，澳洲生態人文學者Plumwood(2007:1)提醒大家「真正的威脅不僅是全球暖化本身 … 更來自我們自身向來對啟蒙運動後狂妄的蠻幹、控制與消耗無動於衷」，人類因而必須成為能自我修正（self-revising）的Homo reflectus，放棄以商品經濟的合理性去對自然進行「殖民式的征服與控制」。
場景二 安養院：「那隻叫做Alice的母雞」
現年94歲的Beryl Hanlan出生於牙買加，於1953年來到英國。3年前，她搬進了Notting Hill Housing。儘管她過去並沒有飼養母雞的經驗，但她愉悅地讓Alice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當母雞試圖四處奔跑時，她完全不以為意。「我叫她Alice，那是我媽媽的名字。我稱她為Alice是因為她很漂亮，而我的母親很漂亮」，她說。– Sue George (2015)
英國非營利組織Equal Arts於2011年啟動一個名為Henpower的活力老化專案，旨在藉由養雞來緩解長者在逐漸與社會疏離後所產生的寂寞與抑鬱，以改善長者的生活品質。根據2020年的年度報告[2]，有超過40處安養機構的長者參與，擴及英國各地。Henpower的療癒雞[3]可算是長照產業中的一項「工具」，不過抱在長者懷裡的母雞不再負責生產食物，而是可觸碰且有溫度的感情依歸，於是人與母雞之間出現新的連結–「安養院中溫柔療癒的寶貝」[4]。
當然，能夠參與長照輔療的動物畢竟極為少數，但難道全球其他數以億萬計的經濟動物就注定應該承受折磨嗎？[5]以蛋雞為例，歐盟在1999年發佈「蛋雞廢籠指令」，要求歐盟各國於2012年起全面廢止籠飼。臺灣也在動保團體的努力爭取下，於2016年由農委會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儘管不具法律效益，仍有許多雞農願意改以友善動物方式生產，而選擇購買符合動物福利蛋品的消費者也逐漸增加。
這些針對禽畜產業生產與消費的新措施呼應了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訴求於轉型的倫理行動（ethical acts of transformation）(Roelvink 2015:226)，說明了人類可以選擇放棄資本工業化當中將禽畜理所當然地視為商品的宰制邏輯，不再為追逐利潤而造成對其他非人動物的殘酷對待，其積極作法所凸顯的倫理性正是對於「人類智性優於非人物種的感受力」之認知與態度的一大解構。
場景三 慢城小鎮：「我們不要養雞場」
… 一股民意怒潮在鳳林鎮大爆發，起因於卜蜂公司預計在花蓮縣的壽豐、鳳林、光復興建6、7座養雞場，其中最大場、規模達20萬的養雞場坐落於壽豐，而最密集的養雞場則坐落於享有國際「慢城」認證美譽的鳳林小鎮，居民得知消息後，由震驚轉為憤怒，各鄉鎮、部落陸續籌組自救會，在5月20日發動大遊行 … 當日有超過千人走上街頭，堪稱近年來花蓮最大一場環保抗爭。– 林吉洋 (2020)
2020年5月下旬，正當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延燒之際，居住在花蓮縣中區鄉鎮的民眾分別集結鳳林與光復[6]發動遊行示威，抗議跨國肉品生產集團卜蜂企業在花蓮申請設廠的計畫，另有超過8千人連署反對。民眾除了就縣府資訊未公開透明表示不滿，更針對卜蜂企業在西部廠區層出不窮的污染紀錄[7]，擔心大型養雞場一旦開始營運將破壞在地環境。
《壞農業：廉價肉品背後的恐怖真相》報導了全世界的食物生產在「工業化」驅動下發展出「失控的壞農業」(Lymbery and Oakeshott 2015)，書中陳指集約高效的單作（monoculture）量產造成化學藥物濫用與廢棄物大量污染的問題，為生態環境與公共衛生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而這正是在向來寧靜的後山鄉鎮引爆抗議聲浪的主因(王文傑, et al. 2020)。不過追求「以最低成本投入來創造最高生產效益」的食物生產模式對世界帶來的衝擊可能遠遠超過一般民眾在日常當中的直觀感知。就此，《壞農業》進一步揭露了原本在農業生產體系中與土地滋肥、作物生產間相互滋養的牲畜飼養，被改以生產線的工業模式運作。於是乎經濟動物在藥物與痛苦中殘喘，只為了能在市場上提供人類價格低廉的肉品或蛋品；在此同時，由資本導向型企業形構出錯綜複雜的食物體系嚴重壓縮了各地家庭農場的生存，進而導致鄉村經濟系統的崩解。來自泰國的卜蜂企業正是這個全球食物體系的一環，其所謂「自動化高科技」的養雞場將會是幾十萬隻雞的超大型牢籠，但這並不會替花蓮民眾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恐怕反而會破壞花蓮的好山好水，摧毀以優質觀光與友善農業為地方發展基調的經濟地景。
長久以來，花蓮受限於區位條件而難以與西部成熟的產業鍊銜接，被排除在工業臺灣的外緣。儘管產業長期低度發展成就了花蓮的「淨土」形象(顏崑陽 2006)，許多民眾卻糾結在花蓮是「幸福國度或落後偏鄉」(戴興盛 2013)的議論中，彷彿發展與永續必然會是互斥的兩個極端；而針對所謂的發展，則經常停留在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單一想像。這種執著於線性發展的迷思普遍存在，尤其長久以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導致人、事、物的商品化質變日益嚴重，而現實生活中經濟活動的多元面貌更是遭新自由主義的「資本文化迴路」(cultural circuit of capital)(Thrift 2002)消音。這一方面讓人類的經濟關係化約為市場機制下的供需交易，於是社會互動「被預設」為一種原子式的（atomistic）競爭模式；再一方面也讓人類以發展為名，對自然資源與生態萬物的索求趨向於無度– 工廠化農場下的養雞產業只是其中一個縮影，導致生態環境的全面性惡化。
未竟的敘事片花
無論是各地大型工業化養雞場、英國鄉村地區的養老院，抑或花東縱谷的抗爭現場，「母雞們」是這些場景中的共同主角。儘管場景的敘事猶如雜亂剪接的片花，不過一旦將這些片段畫面放到社會經濟範疇當中，母雞們的故事透過「後資本主義政治」（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的稜鏡折射出當下倍受關注的永續發展命題 - 如何實踐共好（commons）。後文待續。
[1] 養雞是耗費人力的工作，傳統上是由婦女負責照料雞隻，以及撿蛋、裝蛋的「瑣碎工作」。根據根據Freidberg(2011)，二戰後美國大型養雞業蓬勃發展，不僅家族式經營的小型養雞場難以競爭，原本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也在工廠化農場快速成長後為男性所取代，改變了該產業性別分工的態勢。 [2] 參閱https://www.equalarts.org.uk/our-work/henpower [檢索日期：2020.11.10]。 [3] 人類的物質文明在工業革命後加速累進，而同時社會關係則在高度競爭中朝向疏離的原子化發展，種種焦慮與抑鬱隨之而生。學者發現到人類與動物互動為人類身心健康帶來產生正面影響，而發展出動物輔助治療（animal-assisted therapy）的系統，並應用在各種康復中心(Walsh 2009, Wells 2009, Fine 2010)。 [4] 2013年出版的Henpower評估報告中指出，母雞不只在有限互動活動中提供動物帶給參與者的融洽關係而達到輔療的效果。參與的長者除了撫摸（petting）母雞，還根據個人能力承擔照顧母雞的責任，而這有效緩解憂鬱與孤獨，更減低了長者對抗精神病藥物的需求(Cook, et al. 2013)。 [5] 就此命題涉及有關動物倫理的哲學辯證，請參閱黃宗慧(2015)針對Wolfe從生命政治思考人類「悅納異己」的倫理實踐(Wolfe 2012)所進行的論述。 [6] 光復鄉民的示威遊行於2020年5月30日舉辦。 [7] 根據「透明足跡」所揭露的資訊，卜蜂企業自2008年至2020年在西部各廠區計有28件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或《水污染防治法》而遭到裁罰的記錄。在花蓮民眾正竭力反對卜蜂設廠的同一時間，卜蜂企業的雲林養豬場又發生排放惡臭廢水，遭到居民圍場抗議(孫文臨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