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wing Up and Getting By – 艱困時代中的拮据成長

臺灣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將近一年半後的5月18日提升為「三級警戒」，除民間百業受到衝擊外，教育部通告全國各級學校停課，具體揭示了一股來自全球尺度的強大變因，也改寫了全臺灣學生（以及家庭）的日常。一時間，所有的生活作息、空間慣習，乃至於社會互動模式全數改寫：客廳變成教室；螢幕變成黑板；聊天玩耍打鬧的對象不再是學校裡的同學，而是家裡的父母、兄弟姊妹，或是（無辜的）毛孩；家人之間共處一室的時間突然間變長，原本被距離稀釋掉的情緒張力卻可能因此而高漲。上述經驗自然是無法充分涵蓋不同學齡、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生活領域等等孩童與青年的實際狀態：宿舍裡的大學生對於遠距教學的設備與軟體應該會比中小學生更上手、偏鄉的小朋友可能得向阿公阿嬤借手機才能夠上課；很多外食的家庭改成在家自煮，那麼那些原本必需依賴學校營養午餐補充一天熱量的小朋友在停課期間該怎麼辦？因三級警戒而頓失收入的家庭，是否有足夠的存款照料生計？沒有辦法打工的學生，零用錢夠用嗎？

幸或者不幸，臺灣的防疫堅守到現在，民眾「才終於」遭遇到這些令人沮喪的疫情日常。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社會經濟的「不均」將受到疫情影響而加乘；而「全球化」的力道也頭一回如此強勁、直接而全面地作用在長期被社會學科所忽略的對象 – 孩童與青年 – 身上。今年四月出版的專書Growing Up and Getting B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hood and Youth in Hard Times是在去年全球疫情急速升溫的二月底定稿送審，儘管這本書並非聚焦在COVID-19的社會經濟研究，但其研究的焦點是那些本該成長在充滿展望與祝福中但卻淪於拮据不安的孩童與青年 – 而這些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種種鮮明而立體的侷促與焦慮在疫情嚴峻的當下更顯凝重。

本書由John Horton、Helena Pimlott-Wilson 與Sarah Hall共同編輯。三位英國社會地理學者對於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與政府隨之採取的各項撙節政策所造成的青年就業、社會照護、親職、教育等各面向的衝擊有著深入的觀察與研究；三位主編在2018年針對政治經濟的結構性變動為個人帶來的社會排除、物質拮据，乃至於論述性（discursive）的壓迫作為研究主軸，邀集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共同撰文而編撰出本書。全書集結了來自歐、亞、美、非等地的15個經驗研究論文，這些研究以孩童、青年與家庭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群體在新自由主義、撙節政策與經濟危機帶來的「艱困時代」（hard times）裡，所遭逢到的種種侷促與不公。相較於從政治經濟面向分析全球金融危機的學術研究，本書透過各篇案例勾勒出「真實存在的、親身的、日常的、情緒的經驗」（actually-existing, personal, everyday, emotive experiences）（Horton et al. 2021:7），去論證全球新自由主義非為單一樣貌，而可能在社會政治脈絡各異的不同空間尺度當中，呈顯出不同型態的運作機制，並對各種身份屬性者產生不同層次與程度的施為力道。

全書將經驗研究分三部。第一部討論深具地理差異性的「艱困時代」如何帶來當地孩童、青年與家庭的傷害、焦慮與不確定感，並改變了孩童、青年與家庭本身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s）；例如：因就業環境不穩定而困居網咖的首爾青年（ch4）；或是身陷學貸債務的美國大學生（ch5）。第二部探討年齡、性別、族群、階級等多重社會分類所造成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壓迫與排除（Crenshaw 1991）如何進一步透過「艱困時代」裡的論述、規範、物質與體制，加深特定身份屬性的孩童、青年與家庭的邊緣性；例如：南亞偏鄉地區的母職女性在勞動參與所面臨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ch7）；或是性別與族裔的多重刻板印象如何阻礙菲律賓裔加拿大籍青年在移居地的社會流動（ch11）。第三部則放眼未來，其焦點在探究孩童、青年與家庭如何處理這些「艱困時代」下的社會質變，試圖為自己找出新的方向與可能的出路；例如：英國的青年自主營運一個預算被削減的社區電台，他們如何在製播節目過程中探索自我的夢想與未來，並取得來自社區的網絡支持（ch14）；或是臺灣的大學師生如何透過校園儲蓄互助社運動的推動，建立一套微型互助金融體系，讓受到金融排除的學生得到系統性的支持（ch15）。

這本書所處理的是growing up與getting by之間的深層矛盾。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結構性不平等，再加上「艱困時代」的種種衝擊，對於不同的孩童、青年與家庭所造成的多重衝擊在在顯露出各種層次的社會不均等（Pimlott-Wilson and Hall 2017），也因此主編在導論篇章開頭第一句話便直言：We wish this book was not necessary。突如其來的COVID-19不僅在短時間內打亂全球政治經濟的運作與各地社會的生活節奏，也同時讓新世代青年所處的現實全面凍結在一股充滿焦慮的不確定感，並且距離理想與值得期待的未來更加遙遠。然而，在面對這些焦躁不安的社會過程，人文地理學者或許應該持續梳理「艱困時代」中的社會性多元經驗，並以經驗研究為基礎不斷地反思與挑戰社會空間的不平等（cf. Maxey 1999）。

- 刊登於《中國地理學會會刊》部落格 2021

參考文獻

• Crenshaw, K.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 1241-1299.

• Horton, H., Pimlott-Wilson, H. and Hall, S., Eds. (2021) Growing up and getting b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hood and youth in hard times, Policy Press.

• Maxey, I. (1999) Beyond boundaries? Activism, academia, reflexivity and research. Area 31(3): 199-208.

• Pimlott-Wilson, H. and S. M. Hall (2017)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economic change: Repositioning geographies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Area 49(3): 288-295.